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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省林业局透露，广东于今年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广州、深圳正全力冲刺建设国际湿地城市。目前全球27国74座城市获评国际湿地城市，我国以22城位居前列，但广东尚无城市入选。
然而，广东并不缺湿地——广东现有湿地面积超180万公顷，红树林面积超1.1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在广州，湿地总面积约6.77万公顷，已建成湿地公园25个、湿地类型涵盖12种；在深圳，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保留着367.64公顷红树林湿地。广州、深圳启动认证工作，将辐射带动全省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湿地生态格局。
对于志在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群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真正的看点不在于通过“国际湿地城市”认证，而是探索超大城市群在高度城市化进程中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可持续路径。随着第四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启动，粤港澳大湾区湿地保护迎来新的机遇。
竞逐湿地城市提升湾区品质
全球27国74城获评国际湿地城市，中国占22席。三批名单如下——
第一批（2018年）：哈尔滨、海口、银川、常德、常熟、东营。
第二批（2022年）：合肥、济宁、重庆梁平、南昌、盘锦、武汉、盐城。
第三批（2025年）：上海崇明、大理、福州、杭州、九江、拉萨、苏州、温州、岳阳。
综合来看，常熟、盐城、苏州、杭州、温州、上海崇明、合肥，长三角共有7座城市上榜。更值得观察的是第三批名单。9个城市中，除拉萨和大理外，其余7城全部位于中东部发达地区。
这个现象启示：生态保护不是“先发展后治理”补救动作，而是抢占高质量发展制高点的前置筹码。
7座长三角城市获评国际湿地城市传递出一个信号：城市不仅有能力创造财富，也有能力把环境变成不可复制的资产。
“国际湿地城市”，是城市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就。大湾区城市若缺席，将失去在“城市进化”竞赛中的话语权。珠三角“国际湿地城市”破零，将与长三角的“国际湿地城市”遥相呼应，传递出清晰的发展信号：高密度城市化与高水平湿地保护不仅可以共存，而且可以相互成就，并开创“一国两制”下的跨境协同治理与超大城市群生态融合范式。
生态空间不是成本，而是资产。中国湿地保护协会理事许建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通过探索的生态产业化，形成对城央湿地生态产品价值的认知：湿地周边可以发展绿色经济、自然教育、生态旅游等业态，实现“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例如海珠湿地占地1100公顷，被誉为“广州绿心”。花都湖湿地3600亩，是典型的矿坑生态修复范例，称得上“家门口的湿地公园”。
湿地对于珠三角为何重要
从全国视角看，广东湿地资源密集程度在全国城市群中独树一帜。
数据显示，广东全省湿地面积超180万公顷，红树林面积超1.1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据《林业调查规划》2025年发表的《广东省小微湿地建设策略研究》一文统计，广东8公顷以下湿地图斑总面积约52.27万公顷，其中珠三角区域就占了22.17万公顷，是全省小微湿地的主体。
湿地对城市群的价值，可以从四重价值理解。
第一重价值，是生态安全。大湾区台风多、暴雨多，湿地系统就是城市的天然海绵。广深冲刺国际湿地城市，本质上是在为城市群筑牢生态安全底座——获评不是目的，让湿地持续发挥防灾减灾功能才是根本。
第二重价值，是生物多样性。大湾区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每年数十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越冬。广州的“只征不转”、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都是可圈可点的制度创新。如何在经济密度全球领先的区域持续守住湿地红线，考验着治理的定力和智慧。
第三重价值，是城市品质。湿地资源早已不只是“绿化配套”，而是城市吸引高端人才和创新资源的环境资本。一片好的湿地可能比一栋写字楼更有吸引力。国际湿地城市的认证标准高度重视公众参与和社会共识，如何让湿地保护从政府行为转化为全民共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三重价值之外，还有一笔容易被忽略的账，是文化价值。珠三角的基围鱼塘、桑基鱼塘，承载着千年的岭南农耕记忆，这种“文化湿地”的独特价值无可替代。但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国际认证，挑战同样不小。
这是因为，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并不以行政边界划分，跨城协调、区域联动的系统性机制尚未成型，如何把现有的湿地优势整合为城市群的系统能力，是需要回答的课题。
广州深圳湿地资源各有侧重
广州、深圳两座城市的湿地家底，其实并不逊色。
广州湿地优势在“河”。地处珠江水系腹地，广州山水林田湖海俱全，是典型岭南水乡。全市湿地面积68331.48公顷，占国土面积9.19%，拥有12种湿地类型。值得关注的还有“只征不转”模式——政府征收土地但不改变生态用途，永久留存海珠湿地这片城央生态空间。“海珠湿地属于‘珠江三角洲河涌湿地、城市内湖湿地与半自然果林镶嵌交混的复合湿地生态系统’，这种河-涌-湖-林交织的景观在全球超大城市中极为罕见。”许建培表示。
深圳湿地优势在“海”。全市濒临南海，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关键通道，湿地面积约3.47万公顷，湿地率15.67%，滨海湿地占比高达77%。深圳还有一张王牌——“国际红树林中心”。2024年该中心在深圳正式成立，已联动21个成员国开展合作。在制度创新上，深圳率先发布全国首个红树林保护碳汇项目方法学。鸟类友好城市规划、深港跨境联合保护等领域也形成多项全国首创。
广深恰好覆盖珠三角湿地的主要类型——从淡水河流湿地到咸水滨海湿地，呈现的湿地保护思路也有所不同。广州依托珠江水系，在城市腹地保留生态空间，让湿地与市井生活融为一体，这是“存量优化”的智慧；深圳依托滨海区位和国际平台，以规则创新和跨境合作打开局面，这是一种“增量创造”的格局。两种思路都在为全球高密度超大城市湿地保育提供可借鉴的实践。
联动香港书写大湾区湿意答卷
谈到大湾区湿地保护，绕不开香港。香港虽然没有获评国际湿地城市，但其辖内的米埔内后海湾湿地，早在1995年就被列为“拉姆萨尔湿地”（国际重要湿地），面积约1500公顷，由红树林、基围、鱼塘及潮间带滩涂组成。
据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数据，米埔内后海湾拉姆萨尔湿地栖息的雀鸟约有460种，占全港有记录鸟种约80%，每年冬季约有46000至66000只水鸟在此栖息。
“拉姆萨尔湿地”与“国际湿地城市”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一块具体湿地的“世界遗产”级认定，后者是对整座城市生态水平的评价。这表明香港在局部湿地保护上成效显著。
从大湾区视角看，香港米埔—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实际上是一个跨境生态系统。两地红树林根系相连、潮水相通，候鸟不在乎深港边界。
《深圳市湿地保护规划（2025—2035年）》明确提出，到2035年深圳将建成国际一流的滨海湿地城市。在这一规划框架下，深圳系统部署“建立深港合作和联合保护机制”——与香港方面建立工作联系专班，每季度举办一次深圳湾（后海湾）湿地保护合作会议，协同开展湿地保育，构建区域性水鸟和全球候鸟迁徙的生态廊道。
随着广州、深圳建成国际湿地城市，大湾区将形成“三核联动”格局，在空间相连、功能互补的机制下，共同守护大湾区的生态底盘。实践城市群如何与自然重新对话。其特殊性在于将制度创新、空间联动融为一体，为全球高密度城市群湿地保护提供独特的“中国方案”。
这场对话成效取决于对机遇的敏锐把握，以及对挑战的积极应对。下一步，广东将以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为抓手，深挖南粤湿地本底特色，统筹湿地保护修复与生态空间品质提升，全面提升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与韧性，打造更多湿地保护与城市发展共生共荣的生动范例。
声音
专访中国湿地保护协会理事、广东星火生态发展集团董事长许建培：
做好大湾区湿地保护 打造全球公共产品
大湾区湿地保护的路径在哪里？带着这个问题，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湿地保护协会理事、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广东星火生态发展集团董事长许建培。
许建培深耕生态保护与自然科普领域17年。在他看来，城央湿地是高密度城市的“生态高值区”，深港跨境协同是“一国两制”下全球罕见的制度实验，大湾区必须也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长三角的湿地保护范式。他同时指出，不少城市湿地修复最大的挑战是“多龙治水”的体制机制带来的协调成本过高问题。
记者：高密度城市如何在建成区“挤出”生态空间？
许建培： 城央湿地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高值区”。同等面积的城央湿地，综合生态价值约为城市商业用地的3至5倍，但市场化交易机制远未体现。我们探索的“嵌入式”修复模式——将园区硬化地面改造为雨水花园、生态湿地——成本远低于新建大型湿地公园，证明保护可以与效益兼得。
记者：湿地保护深港跨境协同，能否成为制度创新突破口？
许建培：当前，大湾区湿地保护跨境协同需跨越三重障碍：法律体系差异、管理标准不统一、行政决策机制不同。企业在跨境项目中常面临“双轨制”合规要求。但有三个探索方向值得探索。一是建立跨境湿地保护联合管理委员会，吸纳企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二是推动深港技术标准互认，让两地使用同一套方案和设备；三是探索生态补偿跨境转移试点，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资金可追溯流转。在同一国家内、不同制度体系下进行生态协同治理，这是全球独有的制度实验，大湾区理应率先破题。
记者：大湾区能否走出不同于长三角的湿地保护范式？
许建培： 必须不同，也必然不同。长三角以崇明岛为核心样本，是“大尺度生态岛保护”的典范，湿地多在城市外围；大湾区则以城央湿地为核心，湿地深入城市腹地，嵌入CBD与居住区之间。全球大多数超大城市面临的是“在建成区修复湿地”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湾区“城央湿地”范式对全球高密度城市更具普适性。长三角告诉我们“大尺度保护”可以做得多好；大湾区要告诉世界“高密度城市与湿地共生”可以怎么实现。两种模式不是竞争，而是中国为全球提供的两种生态方案。
大湾区湿地保护模式的独特性在于三方面：一是“从山顶到海洋”的陆海统筹全链条修复；二是“一国两制”下的跨境协同治理；三是“国际红树林中心”使大湾区从区域实践升级为全球公共产品。
湿地保护还需要“科技+金融”双轮驱动，生态债券、湿地碳汇等创新工具亟待落地。广深冲刺国际湿地城市真正的价值在于，能否借认证契机把制度创新、技术标准、社会参与机制都走通，形成一套可向全球输出的“城央湿地保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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